裁决直击:五项上诉被驳回,披露令暂缓执行留悬念

2025 年 9 月 26 日,香港高等法院的宣判为持续发酵的娃哈哈遗产争夺案再添关键注脚 —— 驳回宗馥莉方针对 8 月 1 日禁制令及披露令的全部五项上诉请求,同时裁定其承担原告方本次诉讼费用。这意味着涉案的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约 18 亿美元资产,仍将处于 “冻结状态” 直至杭州中院及浙江高院的实体诉讼有结果。

值得关注的是,法院虽维持原判核心内容,却批准了宗馥莉方提出的暂缓执行披露令的申请,给予其向香港上诉庭进一步上诉的权利。这一折中安排既延续了资产保全的核心目标,也为案件留下了程序层面的缓冲空间,使得这场跨境财富争夺战的悬念持续升级。

争议焦点:信托权益存疑,”严肃议题” 成关键门槛

此次判决的核心争议集中于宗氏三兄妹是否对涉案资产拥有可主张的财产权益。宗馥莉团队在上诉中坚称,原告方无法证明其享有信托受益权或财产权益,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诉讼基础。

但香港高院通过对关键证据的审查给出了明确回应:宗庆后生前签署的《委托书》、三方《协议》及手写指示等文件,结合宗馥莉本人及其律师曾深度参与信托契约草拟的行为,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 “设立信托的客观意图”。法院特别指出,尽管信托条款中关于资金缺口填补、资本与收益分配等细节存在不确定性,但这属于内地法院需厘清的实体问题,不影响香港辅助程序中对 “存在严肃议题待审理” 门槛的认定。

从法律逻辑看,这一裁决精准把握了跨境诉讼中 “程序性保护” 与 “实体性认定” 的边界。根据香港《高等法院规则》第 29 号命令,法院作出财产保全令只需满足 “存在实质性争议”” 原告主张具有初步合理性 “”不保全将导致损害无法弥补” 三项要件,而本案现有证据显然已达到这一标准。

案件溯源:18 亿资产争夺战的前世今生

这场牵动舆论的遗产纠纷始于 2024 年底,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三名自称宗庆后 “同父异母弟妹” 的原告,同步在杭州中院提起遗产分割诉讼,并在香港发起资产保全申请,矛头直指已接任娃哈哈集团董事长的宗馥莉。

2025 年 8 月 1 日,香港高院首次作出关键性裁定:禁止宗馥莉及关联企业建浩创投动用汇丰账户资产,并要求全面披露 2024 年 2 月以来的资金流向。这一裁定揭开了涉案资产规模的神秘面纱 ——18 亿美元的资金体量,相当于娃哈哈集团 2024 年营收的近四分之一,其归属直接关系到家族财富格局与企业控制权稳定。

在此次上诉被驳回前,双方已完成多轮程序交锋:宗馥莉方于 8 月 15 日申请上诉许可,原告方 9 月 1 日提交反对陈词,被告方 9 月 8 日再递答辩书,密集的文书往来凸显了案件的复杂性与对抗性。

法律透视:跨境信托纠纷的双重裁判逻辑

本案作为典型的跨境家族信托纠纷,集中展现了内地与香港法律体系的碰撞与协作。从香港法院的裁判逻辑看,其核心遵循英美信托法的经典原则,重点审查 “三项确定性”—— 即信托设立意图、信托财产及受益人是否明确。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涉案信托的财产标的为 “香港汇丰银行特定账户内资金”,符合 “财产确定性” 要求;受益人为 “Jacky、Jessie、Jerry 及其子女”,满足 “受益人确定性” 标准;而系列书面文件则佐证了 “意图确定性” 的存在。这一认定为资产保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也为内地法院的后续审理划定了证据范围。

但法律界人士普遍强调,香港的裁定绝非最终结论。信托是否真正成立、文件效力如何认定、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问题等核心争议,仍需依据内地《民法典》《信托法》作出实体判决。若杭州法院最终认定信托未有效设立,资产或回归宗馥莉所有;反之,若原告方证实受益人资格,则可能引发娃哈哈集团股权结构的连锁变动。

企业影响:810 亿女首富的双重考验

对于已以 810 亿元财富登顶中国女首富的宗馥莉而言,这场诉讼带来的挑战远超资金层面。自 2024 年 3 月宗庆后病逝后,宗馥莉通过密集的工商变更完成了对娃哈哈集团的全面接管,17 家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身份变更,使其牢牢掌控了这家营收重回 700 亿元区间的饮料巨头。

但遗产纠纷的持续发酵,已开始对企业经营产生潜在影响。市场担忧,若 18 亿美元核心资产长期冻结,可能影响娃哈哈的供应链升级计划与国际化布局。更关键的是,家族内部的利益纷争可能削弱管理团队凝聚力,而信托安排的不确定性也会引发投资者对企业股权稳定性的担忧。

从公众舆论看,案件已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宗馥莉作为合法继承人应掌控家族资产,质疑原告方借诉讼争夺利益;反对者则指责其对待家族成员态度强硬,忽视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这种舆论分裂无疑为宗馥莉的企业治理与个人形象带来双重考验。

未来走向:杭州审判成终极战场

随着香港高院的最新裁定落地,案件的核心战场已明确转向内地。法律专家预测,杭州中院的审理将围绕三大关键展开:一是信托设立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特别是手写指示的法律效力;二是信托财产是否完成实质转移,这涉及对《委托书》授权范围的精准解读;三是受益人的资格认定,需厘清非婚生子女在遗产继承中的法律地位。

从程序上看,宗馥莉若在香港上诉庭的后续审理中仍未能推翻披露令,将面临更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其掌控的建浩创投需向法院提交详细的资金流水报告,这可能为原告方提供更多关键证据。而杭州法院的审理结果,不仅将决定 18 亿美元资产的最终归属,更可能改写中国饮料行业的竞争格局。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这场纠纷的价值远超 “豪门八卦”:它既展现了跨境信托法律实践的复杂细节,也折射出家族企业传承中财富、亲情与法律的深层博弈。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娃哈哈遗产案都已成为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史上的标志性案例,为后来者提供了关于财富管理与风险防控的重要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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